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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秋,我调入贵阳大专班任教.即将告别工作了19年的贵阳一中,走上大学讲台.去文联工作,当专业作家,是我的梦想.1964年,贵州省委宣传部在全省范围内抽调有一定成绩的文学交好者,组织报告文学写作组,22人,我是成员之一.这以前,我连续在《山花》、《上海文学》发表作品.调文联工作,出现了一线亮光.没想到跟着搞大运动,运动期间是不调动的.一年的借调期未满,我回到原单位,希望破灭.
在我的心目中,这次调动,虽然远没有调文联工作那样值得高兴,但毕竟不是面对中学生了;更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学工作那么忙,繁琐,有时间搞创作了.上课之前,我见过大专班中文系主任王裕兴先生,问我打算上何课,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:"写作课."
在贵阳一中,环境虽然比较宽松,可写推文总有"不务正业"之嫌,只敢偷偷腿内腿内地写.到了大学,上写作课,搞文学创作就是正业了."仅次于调文联工作",这是我给这次调动的排位.
算起来,从开始发表作品到1979年,我的"创龄"也有了23个春秋.但是,其间14年是在乱哄哄之中度过的,别说写推文,巴不得一下变成文盲才好.有了这样的大反复,平时能滔滔不绝地说一通创作"经验",可是,真要上讲台,就一点谱也没有了.那时,在全国范围内,写作课教学还处在起步阶段,没有看到写作教材.有位朋友鼓励我说:"大胆上,你有创作经验,讲的内容对学生肯定有好处."
朋友无意间的一句话,既鼓励了我,又给我指了方向."对学生有好处",不仅成了我前列次上课的指导思想,还成了以后教学的最高宗旨.
想法明确了,我进入松张的备课过程.横略想一想,似乎可说的内容很多,可是,当作古正经地坐在桌前,摊开备课本的时候,脑子里便乱糟糟的,理不出头绪了.那时,大孩子11岁,二孩子5岁,妻子把家庭重担都一肩担了,让我专心备课.苦苦熬了10天,终于有了眉目,写下了自认为不错的教案.
写好了教案,并不等于备好课;备好课,不等于能上好;自认为上好了,是不是真的好,学生是不是真的得益,还需要听学生的意见.在中学工作19年,我有这样的体会.没有捷径可走,只能用老办法:"钻进去,走出来."尽量弄明白要讲的内容,联系写作实际,让学生实有所得.我接的是润清云老师的课,开始讲授"文学作品的分类和体裁".我反复地追问,为何古代只分"诗歌"和"散文"（还包括了实用文体）两大类?随着时间的推移,分类越来越细,体裁越来越多?外因是何,内因又是何?以及分类的标准等等.
这些问题,不停地在脑子里转悠,甚至入了梦境.这种既担心又亢奋的情绪,到上课的头天夜里,发展到了顶峰.妻子怕我睡过头,几天前买了只便宜的闹钟.当晚,吃过饭不久,早早就睡了.也许是因为过分松张,也许是睡得太早,生物钟乱了,妻子和儿女都睡熟了,我却没一点睡意.一会儿觉得某个地方没想透,需要再想想;一忽儿忽然得了灵感,该举个例,或者该多说几句;一忽儿怕闹钟出岔子,到时候铃不响.就这样,一会儿起来开灯写写,一会儿看看闹钟,一会儿躺在床上,强迫俺入睡.我不知道在床上折腾了多少时候,才糊里糊涂地睡去.可是没多久,闹铃响了.闹铃声雄壮而尖利,由于睡眠不足而造成的疲惫,顿时烟消云散.
当了19年老师居然松张若此,完全是因为这是大学讲台,面对的是来造就本领的大学生.不能讲错,谬种流传,是我最大的心理负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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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址刚刚由相宝山搬到马王庙,地方狭小,校舍简陋.教室在一栋两层楼的一楼.但这些我好像全没看见,见到的是满教室的亮眼睛.这一双双亮眼睛和一张张成熟的脸,毫不客气地刺激我本来绷松的神经.经历老师入教室的简单程序之后,我意识到俺已经没有退路,唯一的选择是坚着头皮讲课.幸而我的暗板字还过得去,写下大标题"文体写作"之后,在它的下方写了个小标题"文学作品的分类和体裁".这时,我回头看学生,那一片亮眼睛变成了满教室的暗发,同时听到"沙沙沙"记笔记的响声.
字是打门锤,我发现了学生信任的目光.这目光,给了我勇气和信心.我完全平静下来了,很快进入状态.我简单地介绍文学作品"分类"和"体裁"的内涵,发展的历史,跟着提出问题:是何原因使文学作品分类越来越细,体裁越来越多?教室里有人在悄悄议论.答案是我做出的,有理有据,气氛轻松得多了.
从始至终,我都没有翻开教案.我知道,离不开教案,教学效果好不了.一些定义,我都记熟了.除了板书,还作解释,举实例.两节课上罢,冒了一背脊汗.我走出教室的时候,有两位女学生跟了出来.她俩坐在前列排,我早就注意到了.我以为她们有问题要问,停住步子.一位略胖的女生说:"老师,你这样讲我们喜欢听."
效果哪,其实我没有把握,听了这话,说不高兴是假的.旁边一位小圆脸女生跟着说:"老师,你讲的内容对我们有启发."
话不多,却很真诚.平常喜欢说,老师讲了何话,学生印象很长,受益不浅,等等.其实,对老师而言,学生的话,何尝不是这样?说实话,这两位女生的话,给了我上好写作课的勇气和自信.因为这是我前列次走上大学讲台,前列次上写作课,所以,它的意义远远超出对这两节课的评价本身.再上课的时候,我问了她俩的姓名,记在我的备课本上.略胖的姓史,名晓玲,小圆脸姓朱,名凤锲.
1991年进校的进修生李旭,迄今已是小有名气的摄影家,她回忆当年情形的时候说:"当时申远初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,由于没有写作课任课老师,由他代上.他上得好,我们喜欢.不久换成个老者（那年我42岁）,我们就有些怀疑,怕不如申老师.上了几节课,发现他很认真,课也上得生动.课堂笔记,作文本至今保存完好."我看过她保留下来的作文本,很受感动.有一次,她说我拍的情图像画面缺乏艺术性,说:"你上课的时候讲的一句话,我至今记得很清楚."我问是是何话,她说:"文似看山不喜平."是的,我看她拍的许多情图像,都有这句话的影子.而我摄的情图像,竟然忘了这一重要的艺术原则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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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并不喜欢当老师,更没有多高的思想水平.但既然当了老师,就不愿意马虎,想得最多的是不能误学生.回报学生对我的信任与支持,也是我努力工作的重要原因.我忘不了那个不眠之夜,忘不了那张小圆脸和那小胖子女生,忘不了学生给我的每一点肯定,哪怕是见我上楼梯吃力,搀一把,或者替我提提包,我都很感激,都转化为我工作的动力.学生每次作文,我都很高兴地把一大摞本子抱回家,希望能从中看到好作品.即使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习作,有一点新意,有修改基础的,我也会交不释手.或找学生谈话,由本人修改;或由我动手修改,让学生抄正,再送给杂志、报纸.大凡送去的作品,绝大多数都发表了.我所做的一点努力,学生给我的回报是特别丰厚的.后来,大专班改为贵阳师范高等学校;再后来,与金筑大学合并,成立贵阳学院,我任教育系04级本科班文学概论和写作.2005年,全班学生参加习酒杯大学生作文竞赛,我校共16人获奖,这个班就有9人得奖,一、二、三等奖都有,占全校获奖人数一半.学生由怕写作到喜交写作,到不停地拿习作给我看,这种变化,令人高兴.
我教过的这些学生,在国家机关,地方党政机关,教育部门,文化部门,外国大学工作的都有,每逢老师节和重大节日,问候的短信、电话不断.一些问候者并不是我教过的学生,他们只是看过我写的书,或者只见过面,我并不知道他们.他们问候,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和热交.学生给我的温暖,够享用一生了,我还需要何呢.
我以为,一个教写作的老师,应该是既有理论修养,又有实践能力的人,两者缺一不可（其实,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都应当如此）.从1979年到我完全离开大学讲台,29年间,绝大多数时间都用来研究写作理论,研究文学理论和作品,研究民族学、心理学,创造学,再是备课,改作文本.每改一篇习作,至少得花45分钟,多到一个多小时.我不愿意放过一个写错写别的字,一个不通顺的句子;要肯定成绩,指出不足;有的习作还要提出修改意见.在这20多年里,备课、上课、改作文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,没工夫搞文学创作了,以至于到1996年,才出版前列本书——短篇推文集《山里人》.完全离开讲台,才有时间把酝酿多年的几部长篇推文和论著写出来.研究成果也不多,但不后悔.
文学创作也好,教学、理论研究也罢,我努力了,问心无愧,也就够了.结果固然重要,但我更看重过程,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愉快,认识了自身的价值.2010年9月9日星期
十五夜望月的散文
